8月3日，海特生物、仁和药业、安图生物等医药股出现跌停。

接连几周，红火了大半年的医药行情遭遇重挫。

截至8月3日，医药板块自7月23日以来累计跌幅超过10%，接连而来的负面消息迅速波及到了整个A股医药行业。

风暴中心，企业也并不平静。

“中国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但所谓的特殊是指和国际企业的现况相比特殊，其实跟他们的历史比却一点都不特殊。国外医药企业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按他们走过的途径接着走，不可能超越他们，也不可能回避他们走过的路，只是我们还没走到国外医药企业今天的发展阶段。” 8月3日，一位从事医药行业近20年的大型医药集团副总郑林(化名)说。

行业动荡的这几天，郑林也在思考着症结与对症的药方。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已经蠢蠢欲动，不少买方及卖方近期都提出了对错杀的优质医药股的关注。

追溯行业症结

坐在郑林面前的时候，他显得有些谨慎。

“行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目前关心的还是搞好生产，这是立根之本，不追求短期的效益，也不去投机。但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问题，只能是根据别人的问题更严格要求自己，出了问题积极应对。”谈到近期市场对医药行业负面事件的关注，郑林表示。

在此之前，郑林是其所在集团旗下医药上市公司多项资产重组的“关键先生”，并曾因此备受媒体关注。

“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中确实有自身的弊端，包括监管上的、市场上的、企业自身的等等。起初行业大发展的时候一拥而上，回潮的时候就呈现出优胜劣汰这样的局面。”郑林说。

回顾此前医药行业的发展历史，郑林提到，“就像抗生素的生产，当时供不应求，所以必须想办法迅速满足供给，而不可能去重点考虑专利、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副作用等等因素，会关注但是必然没有现在阶段的这么迫切。”

“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抗生素企业，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药厂。不管工艺好与坏，只要能做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不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卫生条件改善，抗感染的需求降低，我们回溯过去抗生素的生产，确实是一种野蛮式生产，主要凸显在污染以及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两个方面。”郑林说。

“因此，回潮就是降低产量，优胜劣汰，现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和欧洲，发展过程也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郑林认为。

郑林剖析了目前国内医药行业存在的几个问题，他提到，“首先，国内的监管体制还不成熟。其实监管层也难做，一方面要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一旦医药用品出了问题，舆论的压力也会很极端。这也导致监管不敢放开口子让企业创新，只能循规蹈矩，那就是别人批过的我再批，这是最安全的做法，这也是客观事实。所以中国很难批出创新药。”

“现在衍生出的情况就是中国人去美国申报创新药，然后国内跟着批，因为这样最安全。这是从监管体系来说，有难处当然也有局限性。从企业来讲更是如此，因为现在大家做仿制药的利润空间都足以赚到预期的利润，那做创新的动力就不足，企业必然不能等同国家资助的科研机构，没有那么大的社会责任。”郑林说。

“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也导致了现在的这种扭曲的局面。”郑林认为，“其实美国及欧洲所有的创新性小公司也都是上市公司，一个小公司想要创新出某种产品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国外对创新药企上市的收入、盈利要求并不多，虽然有很多没有收入的企业，但是市场给予的是合理的估值。”

“国内企业也在追求上市，我们的上市标准实际更严格，但估值却更高。这也导致国内医药行业的并购特别是上市公司并购非常少。一方面是估值太高，另一方面是大家都追求上市，可以寻求一个被高估定价体系给自己，自然也不需要走并购的途径。这就与很多国外医药公司通过并购扩张自身有着很大不同。”郑林指出。

寻求解决机制

“医药是创新型导向的行业。既然是创新的，就一定不是寡头垄断。未来国内医药行业只能出现相对集中的竞争格局，而不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态势。”对于医药行业发展的趋势，郑林分析称。

“哪个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只有存在上升空间的公司才会去创新，医药行业就是其中一个。其实行业内交易也非常活跃，大家都去做自己最熟悉擅长的部分，那剩下的必然是交易。”郑林指出，“创新也是来自于小公司的，大公司效率不行，动力不足，其实国外大企业也是如此，所以行业基本上靠并购扩展。”

事实上，近期医药行业被市场普遍质疑的一点也来自于研发投入占比较低的情况。

但在郑林看来，这种情况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

“企业非常现实，不可能从原始机理开始研究，这做不到也没必要，这些基础研究是非企业机构去做的。其实有数据统计，80%以上的药品研究是靠非企业的一些机构进行的，不管是政府扶持的还是国有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等等。”郑林表示。

“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医药行业的药品研发需要巨额的投资，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一个产品周期非常漫长，要分具体的阶段来看。如果说要从最基础的到寻找靶向到解决靶向的途径，那会是十分漫长的过程。”郑林说。

郑林举例提到，“譬如目前人们所熟知的肿瘤，很多是在50年代就开始研究，但这不代表药企的产品研究，这是两回事。这只是前期的基础研究，然后企业开始依据这些基础理论，才从事药理研究，从动物临床试验的部分到人类临床实验，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能把基础研究的部分涵盖。企业继续从临床开始研究，这之后才是自己的研发阶段。”

“而在投入上，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不同也使得投入有所不同，比如说放在非洲研究，成本就低得多，用人作为研究工具也必然比研究动物成本高，不同类型药品企业的投入情况也有所不同。”郑林说。

“目前肿瘤、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现代病占比增多，中国医药行业现在也处在一个由抗生素为主向糖尿病和心脑血管转变的过程中。大部分抗生素企业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成一个肿瘤企业，大家转型肿瘤类后就会发现世界上所流行的一线用药，绝大多数都是被别人发明过了，化学药都被研究遍了，所以说不是企业不进行科研，是因为没有必要，只是仿制就行，所以我们的研发的费用与国外企业相比不足，是正常的。”郑林表示。

“其实西方国家现在在化学药上的研发投入也非常低，甚至都不做了，他们现在全面转向生物药研究。生物药的理论基础已经有重大突破，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技术积累了。这是个非常新的领域，对中国药企而言，目前还没有到这一阶段。”对比国外的发展进程，郑林感慨道。

谈及行业之后的改进机制，郑林告诉记者，“从政府的监管、研发体制的变化，比如企业对产品特别是对创新药产品的追求，比如说市场环境的净化等等，这些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只要给企业具备的环境、自身具备的需求，企业就会做得很好。”